傅作义将军的“人生三部曲”

1937年,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,傅作义与中国合作共同探讨抗日救国之道。

1937年,傅作义在大同、忻口、太原等地和周恩来、彭德怀多次交谈。1938年,傅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在晋西柳林镇,随后转至临县、河曲。八路军贺龙、关向应率120师驻岚县,续范亭、南汉宸和武新宇几位领导的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也驻在岚县,傅作义和部属常与八路军来往。

1938年初,程子华、曾山奉毛主席之命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,商谈合作抗日。续范亭、程子华等曾动员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部。是年秋,傅作义率部离开山西前往绥西河套,南汉宸、曾山等专程赶到河套与傅将军会谈。在与中国人的密切接触中,傅作义学习人发动群众的一些做法,派高级幕僚周北峰教授去延安谒见毛主席,请派干部和进步青年来帮助开战抗日工作。毛主席不久即派潘纪文为驻傅部代表,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从延安来到傅部。这批骨干到达后,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,在团以上设政治部,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。

傅作义还参照八路军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为部队制定“十项纪律”,仿照在山西的“战地动员委员会”,在绥远设立“动员委员会”,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,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:农民王大虎兄弟二人用铁锹杀死日军7人,许多小脚女人主动组成担架队救护伤病员……1941年秋,傅部就地补充兵员,原定3个月内补充3500名新兵,结果在动委会的组织发动下,十几天就完成了任务。

傅作义与中国的合作引起蒋介石、阎锡山等人的怀疑和不满。阎锡山说“傅宜生赤化了”,蒋介石说“傅作义的部队成了‘七路半’”(意即变成了八路军)。

1949年1月,傅作义接受中国的八项条件,毅然率领华北50余万官兵起义,使古都北平和平解放。其后,又促成绥远起义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曾高度赞扬傅作义将军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,并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。

“北平和平”是傅作义在十分困难而复杂的情势下,克服重重阻力,扫除大量障碍,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。当时,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兵力是傅部的十倍,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。为防止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解放,傅作义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,使其相互制约。同时,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,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。1949年1月21日,当傅作义向他指挥下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与达成协议,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时,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,但也无可奈何。兵团司令李文、石觉和军长袁朴,只好要求傅放他们回南京。北平城内各部队得到命令后,秩序稳定。

这是一步险棋,但傅作义义无反顾。1949年1月20日,董其武来到北平见傅作义,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北平和平解放,我是拼着三个死:一是和打了几年仗,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;二是蒋介石特务和他的嫡系,随时会加害于我;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,也可能要打死我。但是我拼着这三个‘死’走人民的道路,终于成功了。”

傅作义成功了,他的义举功在国家、光耀千秋。此后,多次称赞傅作义的“三个完整”:傅作义将军能够将几十万军队完整地交出,并改编为;能够把北平古都完整地交给人民;能够用北平和平解放推动全国的解放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傅作义出生于黄河岸边,对黄河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切身之痛,很早就萌生兴办水利、造福百姓的宏愿,并与水利事业结下不解之缘。在主政绥远时,他便提出“治水与治军并重”的施政方针,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福建视察访问农村时与农民亲切交谈(1956年12月)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他出任水利部长,他不顾年高体衰,欣然受命,以忘我精神投身其中,一干就是23年,堪称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。

上任之初,傅作义曾深情地说:“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,要不辜负中国、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的信任,光坐办公室不成,得多下去了解情况,向群众学习,努力做好工作。”担任水利部长期间,他每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到水利第一线、到各地调查研究、到黄河下游黄泛区勘察,常常废寝忘食,露宿沙滩研究治理措施……

1957年,傅作义在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典礼后,不顾身体不适,又急忙赶赴晋南地区考察,因为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。周总理闻讯后,立即从北京派心脏病专家坐飞机赶往太原参加抢救。病情稍有好转,他又要求继续考察,被山西省委和医护人员劝阻。

1963年8月,河北平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,天津将有被淹没的危险。傅作义当时正患住院病,他从简报上看到这个情况,在家里一天也坐不住,天天打电话给防汛指挥部了解抗洪救灾情况,后来,他竟要求亲临抗洪第一线。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体不好,不同意他的请求。他就先到北京附近的密云水库察看了防汛情况,随即又赶到天津巡视抗洪大坝。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,洪灾被战胜,天津市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。

1974年4月,傅作义已生命垂危,在他去世的前十天仍惦记着北方的旱情,还问前来探望他的人,北方下雨了没有啊?并向探视病情的周总理恳请:“我的家乡十年九旱,规划中的北赵引黄灌溉望国家在财力允许时能给安排开工建设。”

傅作义家特别尊崇传统美德,他的兄弟姐妹和叔叔门下的堂兄弟姐妹,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取名。傅作义排第二,取义。

对傅作义影响最大的,是他的父亲。傅作义的父亲傅庆泰年轻时靠在河边摆渡、背客为生,后来靠借船贩运煤炭,日子逐渐好了起来,再后来抓住机会开设商号,遂成为当地富户。傅庆泰为人豁达机智,处事干练有方、待亲孝顺、敦族睦邻、诚信守义、勇于担当,其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节俭朴素的品格,被傅作义视为榜样,终生效仿。

1912年,傅作义被保送进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学习军事,他血气方刚,花钱大手大脚,以致欠了同学20两银子,回家后向父亲要钱还账。父亲了解详情后并未训斥责骂,而是带着他来到黄河边,脱掉鞋袜,挽起裤腿,跳进水里。此时正值寒冬腊月,河水刺骨。父亲对他说:“从这里背一个客人到对岸,能挣两枚铜钱,我给你的学费和生活费,就是这样一点点积攒来的。”待傅作义返校时,父亲除了给他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外,又额外给他所欠的20两银子。傅作义看见父亲在称那20两银子时,双手不停地颤抖。这一幕,深深刺激了傅作义,影响了他一生。后来虽身居要职,但十分自律,“以身作则,不吸烟、不喝酒,腐朽生活更是绝不沾染。一年四季都与士兵穿一样的布衣,夏天穿草鞋。吃饭十分简单,馒头、米粥、大葱、辣椒,仅此而已。”

对家人和亲属,傅作义要求极严,衣饰饮食皆以一般水平为准,绝不让他们搞特殊化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记得:“我上六年小学,一直穿着我母亲做的布鞋。每天天不亮,我妈就把我和弟弟叫醒,不管外面风多大、多冷,都叫外面骑自行车上学,我常常第一个到校。”“爸爸从不给外面零用钱,所以我上小学时自己一个人没有上过街。后来家里有了小汽车,他也不让小孩坐。”

1934年春,傅作义的胞兄傅作仁在山西原籍经商,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,连年不振,亏损很大,无奈到绥远找傅作义寻求支援,开口便提出要十万元。傅作义听后十分生气,一口回绝说:“钱是绥远人民的,我傅作义不能动用。傅作义有一个弟弟在所部工作。为了学习先进,傅作义曾于1938年送其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后来,其弟中途辍学,返回部队,他很不满意,批评说:“回到我身边干什么?为啥不跟闯?”从此,不再重用。

全国解放后,傅作义手里有笔绥远干部互助社的福利基金,计344万元。傅作义把这笔钱交给国家。批示:将款存入人民银行,仍归傅支配使用。但傅作义分文不动,全部上缴国务院。他说:“钱多事多,我不给孩子留钱。”他个人的房产也很早就交给国家了。